《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下稱《綱要》）的印發，是我國知識產權事業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一件大事，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知識產權工作的高度重視，為我國知識產權事業未來十五年發展擘畫了宏偉藍圖。

《綱要》回應了我國知識產權糾紛解決多元化的需求。一方面，我國知識產權糾紛治理形式更加多元化。知識產權糾紛數量的增加，帶來了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需求的不斷增加，我國知識產權糾紛解決形成了主體多元、規則多元、方式多元的格局，呈現出司法救濟、行政救濟、民間自治并存的局面。由于知識產權糾紛解決的復雜性以及科學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新技術、新事物、新情況不斷出現，如何將有限的司法、行政資源與民間力量有效結合，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市場主體對于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方式的需求更加多元。目前，我國企業在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時主要選擇以訴訟為主的解決方式，但訴訟在解決部分類型知識產權爭議時存在耗時長、成本高、保密性差、執行難等問題，在解決知識產權創造者與使用者之間商業利益平衡方面具有局限性，往往形成零和博弈甚至是雙輸的局面。企業特別需要既懂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又懂商業的中立第三人快速幫助雙方達成利益平衡，形成雙贏的局面。

《綱要》明確提出要“建立完善知識產權仲裁、調解、公證、鑒定和維權援助體系，加強相關制度建設”，精準把握了當前我國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領域面臨的新形勢和新問題，順應了新時代糾紛解決的新趨勢，很好地回應了廣大市場主體對于多元化解糾紛的需求。此外，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相關制度的建設也將會極大促進我國知識產權文化建設和知識產權誠信體系建設。

商事調解具有解決國際知識產權爭議的先天優勢。商事調解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爭議解決程序，引導當事人走向和解結果。世界主要市場的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也是《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等知識產權公約和協定的締約方，這些國家和地區普遍能接受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中的基本理念，這為調解中的當事人尋求共同立場提供了基礎，特別是2019年9月12日正式生效的《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解決了國際商事調解達成的和解協議的跨境執行問題，為商事調解的發展帶來新機遇，使得國際調解成為解決跨境知識產權爭議的可選項。

我國的調解包括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性專業性調解、司法調解等。近年來，在建設知識產權強國和構建知識產權大保護格局的背景下，許多爭議解決機構在利用調解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方面做了很多積極、有益的探索。例如，作為我國最早開展商事調解工作的調解機構，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辦理了大量涉及知識產權糾紛的調解案件。2020年，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共受理商事調解案件3809件，其中，知識產權糾紛案件數量首次超過貨物貿易糾紛案件數量，占比為32%，成為涉案數量最多的調解案件類型。以中國貿促會東莞調解中心為例，該中心在2019年至2021年間受理了353件知識產權糾紛案件，主要涉及著作權和商標權侵權糾紛，其中134件為涉外案件。

作為一種非對抗性爭議解決方式，商事調解著眼的是當事人的商業利益，維持或發展爭議當事人之間的潛在商業關系，而不是確定權利與義務、對與錯、非輸既贏的博弈。商事調解具有如下特點：一是自愿選擇，當事人可以自愿選擇調解方式、調解員、調解語言、調解地點、調解期限。二是信息保密，調解涉及的材料、調解過程和調解結果都受到嚴格保密。三是隨時調解，不論是否已經提起仲裁程序、司法程序或其他爭議解決程序，均可隨時進行調解。四是調解結果可以進行司法確認，經調解機構調解達成的和解協議，各方當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五是調解不排斥其他爭議解決程序的進行，即使調解不成，當事人仍可以選擇將爭議提交司法訴訟或協議仲裁。據不完全統計，通過調解達成的和解協議有超過90%的履行率，這相對于其他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方式存在的耗時長、執行難等問題，具有很大優勢。

去年，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成立了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發布了國內首個面向解決涉外知識產權爭議的商事調解規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知識產權爭議調解規則》，這將為發揮商事調解在知識產權糾紛解決中的作用，推進商事調解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專業化發展，作出有益的嘗試。

隨著《綱要》的貫徹落實，特別是《關于加強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工作的意見》的實施，我國利用商事調解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制度將會得到完善和發展，商事調解在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領域將會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商事調解也將為助力我國建設支撐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發揮積極作用。（中國貿促會專利商標事務所 高級顧問　馬浩）